西方如何在推特FB等平臺上抹黑中國

編者的話：在這個時代，運用好社交媒體意味著能施展巨大的影響力，傳統媒體如今爭相在社交平臺上擴大影響。對許多西方媒體而言，中國話題是它們吸引眼球的法寶之一。面對迅速崛起的中國，西方一些人存在焦慮與挫敗心理，在這種情況下，渲染“中國威脅”的論調往往能在推特、臉書等社交平臺上吸引一批受眾。不僅是西方媒體，部分政客、網紅也正試圖迎合這樣的心態。他們在政治、經濟等利益的驅使下，甚至罔顧事實、通過特定宣傳手段來抹黑中國。與此同時，海外社交平臺的管理措施也存在“雙標”嫌疑。

挑選負面報道博眼球

根據《環球時報》記者粗略統計，在推特上，《紐約時報》從12月9日至16日發布約600條推文，其中25條左右涉華(數字包括轉發的推文);《華爾街日報》同一時間段的發推總數與《紐約時報》不相上下，其中約50條涉華。這兩家媒體同時在推特開設中文版賬號。《華盛頓郵報》在近一周超過750條的推文中，涉華內容為20條左右。

“中美就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無疑是美媒近日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頭號熱點新聞。德國籍土耳其裔球星厄齊爾支持“東突”的言論引發的爭議也吸引大量關注。此外，中國新疆問題、信貸與房地產等經濟話題是這些媒體重點關注的對象。

眾所周知，美國主流媒體經常刊發對中國帶有偏見的報道。然而對比《紐約時報》與其他幾家美媒的報道可發現，這家自稱要刊登“所有值得印刷的新聞”的媒體，在一味批判中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涉華新聞似乎奉行的是刊登“所有我想印刷的新聞”的原則。在經濟、科技等領域的話題上，《華爾街日報》、彭博社等至少有一些相對中立的報道，比如彭博社11月底在推特上發文稱，中國制造業經歷上半年的低潮后開始反彈，但《紐約時報》很少有客觀報道中國的文章。

前幾天，《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分別在社交媒體上發表關于12月15日華盛頓計劃對華加征的關稅將讓美國日常消費品生產商受沖擊的文章。然而，貿易戰對美企造成重大損失這一現實卻被《紐約時報》用來論證中美階段性經貿協議的“好處不明顯”。該媒體在推特上傳播的文章竟以美國對華加征的其余關稅將維持下去、持續接近20個月的貿易戰對美國經濟已產生難以彌補的負面影響等為由稱，該協議“是一筆代價頗高、但收益相當小的交易”。而《華爾街日報》的相關報道盡管也表明這份協議可能“只會消除部分商業不確定性”，但它同時承認該進展讓人們看到緊張局勢緩解的希望。

從網民評論、轉發和點贊的數量看，《紐約時報》在推特上發布的涉華文章更能博眼球。13日至15日，《華爾街日報》有關中美經貿摩擦的推文收獲點贊數最高為剛過100，轉發數量最高不足80。而《紐約時報》15日一篇關于階段性經貿協議是“中國強硬派的勝利”的文章，在推特上收獲逾500個點贊和300多個轉發。在《紐約時報》推特上，涉華報道也是諸多話題中最受網民關注的話題之一。

有失偏頗的涉華報道方式曾讓《紐約時報》受到質疑。美國作家內森·瑞克今年1月在其制作的視頻里說，該媒體通過混淆黑白、偷換概念等手段來抹黑中國，其行為“有悖于新聞道德”。

德媒與支持率下降的政黨聯手炒作

德國媒體涉華報道同樣存在有失偏頗的現象。生活在漢堡的華人學者章涵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很多涉華報道“帶著強烈的意識形態斗爭色彩”。

《環球時報》記者查閱了被認為是德國最權威的媒體《明鏡》周刊的推特，從11月8日至12月8日，它有近20條關于中國的推文，重點主題包括香港局勢、新疆問題、華為與5G建設、中美關系以及其他各類“中國威脅論”(比如學者警告最好不要從中國訂購無人機、智能手機等產品)。記者發現，這些涉華推文大部分是負面或消極報道，相對客觀的一篇是其11月23日在推特上發布的“誰推動非洲的建筑繁榮”文章，該問題的答案是中國工人，但文章最后也不忘寫上所謂的“債務陷阱”。

德國《圖片報》的部分報道更加嘩眾取寵，比如12月4日竟在社交媒體上刊登報道稱，中國學生在最新全球PISA評估中排名第一，是因為該國故意挑選教育強省市參加測試。據記者觀察，發行量每況愈下的《圖片報》在近期涉華報道和推文上有聯合支持率低下的德國自民黨的跡象。比如《圖片報》10月23日的文章稱，自2013年以來，德國向中國提供6.3億歐元的經濟援助。自民黨負責人奧拉夫對此評論稱：“中國在高科技領域正趕超德國，而我們仍然在向他們提供相關資金，這簡直毫無理性可言。”奧拉夫當天將這句話以及《圖片報》的文章發布到個人推特賬號上。

柏林中國問題學者夫羅里揚·盧佩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炒作“中國威脅論”的德媒報道出現一種新趨勢——利用社交媒體傳播，文章風格十分口語化、情緒化，更容易誤導讀者。他認為，不少德國媒體正處于“反華周期”，出現這種情況的深層原因一方面來自國際大環境，尤其是美國宣傳機器的炒作讓中國成為眾矢之的，而德媒依舊非常依賴美媒。另一方面，一些德國政客不適應中國的迅速崛起，而且支持率下降的政黨想要借助中國話題增加民意支持，比如上文提到的自民黨。9月，自民黨主席林德納爾曾指責西門子總裁凱颯因中國商業利益不敢捍衛自由的價值觀，兩人因此在推特上打起嘴仗。

德國媒體的一些惡意炒作也會引起該國網民的不滿。比如在《明鏡》周刊有關孔子學院獲得德國納稅人補貼的文章下，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留言說，“反華宣傳越來越瘋狂……孔子學院能幫助其他國家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

在關鍵議題中的傳播手段

中國新疆和香港問題是近期西方輿論最喜歡拿來攻擊中國的話題。17歲美籍女子阿齊茲11月底因在制作的視頻中批評新疆教培中心、隨后稱該視頻遭到TikTok審查一事而受到外媒追捧。阿齊茲稱自己并不是為了獲得公眾關注，但她新開設了推特和Instagram賬號以便傳播視頻。阿齊茲還接受多家外媒采訪。但她也受到一些網民的質疑，因為并沒有公開信息顯示她來過中國。

香港“修例風波”的相關報道更是讓一些西方媒體的“雙重標準”暴露無遺。其中，選擇性報道成為它們慣用的手法之一。11月11日，57歲的香港市民李伯遭暴徒點火焚燒，同日，一名香港交警在制服暴徒的過程中遭遇奪槍，之后被迫開槍。在當天的警方記者會上，沒有一名外國記者詢問李伯的情況，而在一直追問“警察開槍”的事情，后者也成為外媒后來在社交媒體上大量傳播的重點內容，對暴徒的惡行卻鮮有提及。

據《環球時報》記者觀察，西方媒體經常在社交平臺上重點發布有關警方動作的內容，展示他們發射催淚彈、清場等具有視覺沖擊力的畫面。部分西方媒體甚至通過視頻剪輯等方式扭曲真相。7月底，被稱為“光頭劉Sir”的香港警務處機動部隊警署警長劉澤基在面對暴徒圍攻時被迫舉槍自衛。但在BBC第一次通過社交媒體發布的視頻中，劉澤基及其同事被暴徒包圍、遭到毆打的部分被剪掉，僅播出舉槍的畫面。

一些西方記者經常利用社交媒體抹黑中國，有的甚至沒搞清楚事實就發表言論。8月初，BBC駐華記者麥迪文在社交媒體發文稱，他在香港某處看到很多內地人在搞“親北京的集會”。麥迪文配發兩張照片說，搞活動的內地人團體來自福建，另外也有成員是“來自東北的朝鮮族人”。事實上，照片上香港市民手舉的橫幅明明寫的是“香港區潮人聯會”。這個試圖渲染“北京干預香港事務”的記者將“潮汕人”當成“朝鮮族人”。也有公開批評香港暴徒的西方記者，比如《澳大利亞人報》的赫德利·托馬斯。他曾撰文說，對于陷入亂局的香港，示威者才是“敵人”。

加入抹黑中國輿論戰的當然還有一些美國反華政客，比如參議員盧比奧。他與黃之鋒等“港獨”分子聯系密切，經常在社交平臺上聲稱“要與香港人在一起”，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

海外社交平臺的態度也頗為耐人尋味。今年10月，香港警方兩度要求臉書刪除涉嫌誹謗或指控毫無根據的帖子，強調相關內容是不準確的報道、旨在煽動仇恨，這些捏造事實的帖子包括聲稱警察在東涌搜查汽車時“騷擾”一名女性示威者等。然而，刪帖要求均被漠視。另一方面，推特9月宣布關閉全球上萬個賬號，其中包括4300多個來自中國內地和香港“試圖擾亂香港抗議運動”的賬號。臉書曾在8月宣布，移除7個專頁、3個群組和5個賬號，因為它們與中國政府有關。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17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一些海外社交平臺對罔顧事實的抹黑中國言論置之不理，卻對說出真相的賬號采取措施，這反映出它們的雙重價值觀。“在全球都使用社交媒體的大環境中，這不是一個好現象。這些平臺不該‘劍走偏鋒’，去迎合西方某些勢力。”

“西方輿論在海外社交平臺上抹黑中國的同時，還傳播了一些極端勢力的觀點，它們不惜犧牲自己國家社會安全來歪曲中國的形象，已經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朱巍說，一些西方主流媒體通過有色眼鏡看中國，另外一部分國外自媒體由于中國話題涉及流量而損害了其作為媒介的基本素養，這些因素都導致海外社交平臺上經常出現抹黑中國的言論。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沈逸對《環球時報》表示，面對迅速發展的中國，內生的焦慮情緒與挫敗導致西方需要尋找一個突破口，輿論場便是其中之一。歐美發達國家利用其先發優勢、在全球網絡空間累積的歷史優勢以及在全球巨型社交媒體平臺上局部的數量優勢，密集實施對中國的打壓。

對于在社交平臺上遭抹黑，沈逸表示，中國需要進行有效回應，爭取能扭轉不利的力量對比，同時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另外要將中國的國家形象同西方的相關報道區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