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帶貨”的司法拍賣

“女生們，注意了！”說著，夏婕在鏡頭前翻出了手里那件大衣領口處的吊牌。那是一件標價600元左右的明黃色仿羊羔絨大衣，在夏婕的直播間里起拍價僅為1元。“大家看一看，還有吊牌哦，我們的衣服都是全新的！”

2019年12月21日上午，秦淮法院的法官們正在直播司法拍賣。新京報記者 李桂 攝

2019年12月12日，寧波中院直播拍賣的青島海景房以451萬元的價格成交。網頁截圖

河南新鄉紅旗法院直播騰房。網頁截圖

貴州省仁懷市法院拍賣的部分黑社會涉案資產。網頁截圖

貴州省仁懷市法院拍賣的部分黑社會涉案資產。網頁截圖

貴州省仁懷市法院拍賣的部分黑社會涉案資產。網頁截圖

貴州省仁懷市法院拍賣的黑社會涉案資產。網頁截圖

與絕大多數妝容艷麗、穿著時尚的主播不同，夏婕只化了淡妝，穿黑色法官制服、戴紅色領帶，左胸前還別了一個小法徽。她是南京市秦淮區法院執行局局長，一名員額法官，她所在的直播間正是秦淮法院的司法拍賣現場。

自2017年起，各地各級法院開始嘗試互聯網司法拍賣。迄今為止，全國已有淘寶網、京東網、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公拍網等7家平臺提供司法網拍服務。

而2019年12月以來，包括秦淮法院在內的十余家法院又陸續開通了網絡直播司法拍賣。直播間里，法官們紛紛變身購物主播，一邊回答著“網友寶寶們”的提問，一邊做起了賣車、賣房、賣貂皮的“帶貨”生意。

不過，“帶貨”從來不是直播司法拍賣的唯一目的。曾經那些線下司法拍賣中的切膚之痛——拍賣機構傭金高昂、串標圍標時有發生、法院內部廉政風險等，都在互聯網拍賣、直播拍賣中漸漸絕跡。

貂皮、別墅、大金鏈子

2019年12月21日，秦淮法院執行大廳的角落里，一塊深藍色的“背景布”上打上了紅色“拍賣”“直播”字樣。這本是一塊電子屏，往常用來顯示法院通知或“老賴”信息。

為了直播拍賣，會議室里的桌子被搬到電子屏前，桌子前不到兩米的地方立了三腳架、照相機，旁邊則是專業的攝影棚補光燈。

除了夏婕，這場直播還有兩名主播：從直播公司請來的專業主播橘子、秦淮法院網拍負責人費月錦。三個人分工明確，橘子負責活躍氣氛、把控流程，夏婕和費月錦負責講述拍品背景和相關法律知識。

與普通帶貨直播不同，要想成為司法拍賣直播的買家，競拍者必須事先繳納拍品起拍價5%-20%的保證金。這次直播，秦淮法院賣的是4款共500件女士外套，每件起拍價1元，保證金0.2元。

還沒顧得上具體展示，費月錦就介紹起了這批衣服的來源。它們源于一起買賣合同糾紛——南京某服裝公司欠了一家加工企業的錢，因為服裝公司名下已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所以經加工企業申請、秦淮法院判決，這批衣服的拍賣所得將被用來償還欠款。

“開始我們也想過是不是可以把這批衣服打包出售，但除了服裝公司，很少有人會一次性購買幾百件一模一樣的衣服，所以法院最后決定把衣服以單件的形式放到網上直播拍賣。”費月錦說，他們想嘗試一下，看看市場效果。

對于二手空調、服裝這類價值不高的動產，法院執行過程中無需經過專業評估機構估價，法官們可以按經驗自行制定起拍價。依據南京中院的相關規定，此類拍品按照價值分為千元以下、千元至萬元兩檔，對應的起拍價分別為1元、100元。“這就是為什么一件標價600元的大衣，我們的起拍價只有1元。”費月錦說。

夏婕在鏡頭前展示衣服的同時，競價已經開始。75分鐘內，數十名買家對這件衣服出價29次，最終以38元的價格成交。其余的幾百件大衣，也在一個多小時的直播后全部拍出。

與秦淮法院批量化拍賣服裝相比，許多法院的拍品平日里難得一見。比如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法院拍賣過極具地方特色的貂皮大衣；浙江省寧波市中級法院拍賣過上千棵還長在土里的林木所有權；貴州省仁懷市法院拍賣過黑社會頭目劉某的涉案資產，除了金戒指、金項鏈，還有一根重約一斤的足金墜鏈，僅鏈條就有小手指粗細，下面墜著一塊半只手掌大小的觀音吊墜，起拍價15萬元。

2019年12月6日，河南省新鄉市紅旗區法院直播拍賣了一套房產，介紹資料里包括一條長約一分鐘的視頻。視頻從房屋進門處開始拍攝，不僅可以看到屋內的法院封條，還能看見每個房間的布局、裝修情況，就連水晶吊燈和窗外景色都有專門鏡頭。

同一天，新鄉市中級法院的直播拍賣也跟房子較上了勁：法官在線騰房。那是一處被抵押的房產，新鄉法院執行局局長沈志勇緩緩撕開門上的封條，數名工作人員拿著執法記錄儀魚貫而入，一邊清點原房主留在屋內的物品，一邊將它們搬了出來。

高傭金引發的廉政風險

52歲的費月錦在法院系統工作了十余年，從2017年起負責與司法拍賣相關的工作。與普通商業拍賣不同，司法拍賣是法院在民事案件強制執行程序中，自行或委托拍賣公司公開處理債務人的財產，用以償還債權人。

在費月錦的印象里，2014年以前的實踐中，司法拍賣多由法院委托專業拍賣機構進行，并向后者支付成交額0.5%-5%不等的傭金。那時候，司法拍賣全在線下進行，競拍者要先到銀行繳納保證金，再到拍賣現場舉牌競價，法官反而無需出現在拍賣現場。

“過去，每個省的法院系統都有一個拍賣機構名單，各法院通過搖號隨機選取拍賣機構。”費月錦說，司法拍賣的拍品中，不乏單價過百萬的收藏品和價值上億的不動產，一場拍賣下來，傭金非常可觀。

在寧波市中級法院執行裁決處處長金首看來，對拍賣公司而言，司法拍賣是一個掙錢的好機會。“這么多拍賣公司，你給這家做還是給那家做？雖說是搖號選取，但實際情況很難確定。所以有利益，它就會來圍獵執行局法官或者其他負責拍賣的工作人員，進而發生一些不廉潔的事。”金首說。

據人民法院出版社《全國法院決戰執行難工作全景報告》：在實行司法網拍前，全國法院查處的違法違紀案件中，近70%集中在民事執行領域，其中又有約70%發生在資產處置特別是司法拍賣環節。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湖南省高級法院原院長吳振漢、重慶市高級法院原副院長張弢等人，均曾涉及違規司法拍賣行為。

除了廉政風險，線下司法拍賣還可能存在程序不夠透明等問題。

2012年左右，金首還是寧波市鄞州區法院的執行局局長。一次，鄞州法院要變賣一批機器，沒想到卻有競拍者打來舉報電話，稱到指定銀行柜臺繳納競拍保證金時受到阻撓。有時，一場拍賣十余人報名，但現場只有兩三人競價。出現這種情況，很可能是競拍人圍標、串標。

“此外，傳統拍賣還有一個問題跟它的地域性相關。”金首說，在線下拍賣時代，普通人想要了解司法拍賣相關的信息，只能到法院來了解。法院會提前在門口貼一個拍賣公告，“最多再在本地報紙的角落里登一下”。金首表示，這樣會導致司法拍賣的傳播面比較窄，溢價率和成交率都不高，“相當于競買的人少，價格上不去，經常賣不掉。”

從線下到線上

金首曾經就職的鄞州法院是最早“觸網”的法院之一。為了規避線下司法拍賣可能導致的各種問題，從2012年起，該院便開始了司法網拍的嘗試。

金首記得，那年7月，鄞州法院與寧波市北侖區法院首次與外部網絡平臺合作，分別拍賣了一輛寶馬7系轎車和一輛小客車。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那次司法網拍后，指責的聲音鋪天蓋地：幾十名拍賣公司的人站在浙江高院門口抗議，讓法院撤銷此次拍賣；中國拍賣行業協會也在報紙上發文，稱“網絡司法拍賣活動的做法不符合當前拍賣相關法律法規”。

針對輿論指責，法院系統早有預期，因為司法網拍一旦推開，最先受影響的就是拍賣公司的生意。“后來我們通過媒體做了一些反擊，說明法院這么做是合法的。”金首解釋，因為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法院“可以”司法拍賣，但沒規定拍賣的執行主體，所以實踐中既可以委托拍賣機構做，也可以法院自己做。

鄞州法院嘗試司法網拍后僅僅一個月，民訴法得到修正，與司法拍賣相關的表述被改成了“人民法院應當拍賣被查封、扣押的財產”。在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譚秋桂看來，修改后的民訴法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拍賣被查封的財產，這意味著法院自行拍賣的強制程度更高了。

此后，司法網拍的道路似乎越走越順。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網絡司法拍賣若干問題的規定》開始起草，并于2016年發布。發布會上，最高法院執行局局長孟祥表示，在互聯網+作為國家戰略推進的時代背景下，法院的司法拍賣改革應當順應信息化發展趨勢，鼓勵優先通過網絡拍賣的方式處置財產。

在多名受訪法官眼中，司法網拍的優勢顯而易見：沒有拍賣公司介入，不再有人抽取高昂傭金，法院也降低了廉政風險；競拍者之間互不見面，降低了串標、圍標的可能。此外，隨著拍賣渠道的變化，競拍者的地域性限制也被互聯網打破。

“比如寧波中院在衡水有一套房子要拍賣，如果是在寧波拍，基本沒人要。寧波人可能連衡水在哪兒都不知道。”寧波市中級法院執行局局長呂宇說，而且法院還要糾結找哪里的拍賣公司——寧波的拍賣公司不了解衡水的市場行情，衡水的拍賣公司需要對接的工作量更大，“但司法網拍推開后，這些問題迎刃而解。”

呂宇記得，2014年左右，寧波中院要拍賣20多套位于湖北宜昌的商品房，最初找了一家寧波的線下拍賣公司。但因為信息不對稱，知道這次拍賣的人不多，沒什么人報名，最后一套房子都沒賣出去。

二拍時，寧波中院調整策略，在宜昌當地的各大報紙和電視臺投放了不少廣告，還把房子放上了互聯網。經過司法網拍，20多套房產被拍得一套不剩。

法官“帶貨”

金首所在的寧波中院，是在2019年12月12日開始直播司法拍賣的。直播前20天，她就開始為挑選拍品發愁。

彼時，寧波市各基層法院進入執行階段、需要拍賣的標的物共有50余件，均由寧波中院拍賣。除了散落各地的房產、車輛，還有一些機器設備、公司股權，甚至土地使用權。鑒于這是寧波中院的司法拍賣首次亮相網絡直播，金首希望可以吸引公眾關注，所以選擇拍品時，她要兼顧種類和地域的豐富性，“各種各樣的都要找”。

最先被挑中的，是青島CBD核心區內的一套海景房，大約120平方米，評估價格約為567萬元。此前，這套房子已在網上拍賣過一輪，但最終流拍。

“一般情況下，拍品第一次拍賣的起拍價，最低可為評估價的70%。流拍后，二拍的起拍價最低可為一拍起拍價的80%，也就是評估價的56%。”金首說，如果二拍還沒賣出去，拍品就會進入變賣環節，價格更低。青島那套海景房是二拍，起拍價不到320萬，約合評估價的56.4%。

經過一番權衡，最終，一套青島海景房、一套上海住宅房、上千棵還長在土里的林木所有權、一個后七位數為“1233333”的手機號碼等共8樣拍品被金首選入寧波中院的直播間。

“雙十二”直播那天，向來素面朝天的金首特意化了淡妝：自己涂了粉底，請辦公室的小姑娘幫忙抹了腮紅，最后還涂了一點口紅。衣著方面，她穿了與夏婕出鏡時相同的法官制服，這是司法直播拍賣時法院工作人員的標配。

據呂宇介紹，之所以讓金首做主播，是因為她在執行領域工作多年，對司法網拍流程很熟，表達能力也強，可以解答網友提問。此外，金首還多次參加過新聞發布會、接受過電視臺采訪，知道如何面對鏡頭。

直播前，金首特意研究了其他法院的直播視頻，發現有的法官習慣低頭看材料，不與網友交流，“感覺很不好”。她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出現同樣的錯誤。此外，她還在彩排時發現，自己稍一轉頭與其他主播交流，畫面就只能拍到側臉，觀感不好。所以直播時，她盡量避免轉頭。

真到了直播時，金首感覺這和在電視臺接受采訪還是不一樣。“電視臺是可以剪輯的，講得不好，可以剪掉。但直播是落字無悔，講出去就回不來了。”

好在那次直播非常成功。只用了一小時，所有拍品就被全部拍出。其中，青島的海景房以451萬元的價格成交。包括其他未被單獨介紹的拍品在內，寧波中院在這次直播拍賣中的成交額超過一億元。

金首也認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直播后，一些許久不見的老同學看了新聞，專門跑來詢問：“你們法院的東西還可以拍賣啊？拍賣還能在網上做？還不要傭金？”就連金首出去買菜，也被賣菜的老板認了出來——這就是前兩天在網上賣貨的法官！

直播不是萬能的

但對于法院而言，司法拍賣中的一些痼疾，依然無法靠直播解決。比如在線下拍賣時代就存在的問題——拍品瑕疵擔保責任。

在譚秋桂看來，拍賣標的物存在瑕疵的情況下，法院是否需要承擔責任，首先要看拍賣前法院是否如實公開了標的物已知的瑕疵。如果拍賣前法院已經公開該瑕疵，拍定人就無權要求撤銷拍賣。如果法院事先沒有發現或者沒有公示該瑕疵，拍定人應該有權請求撤銷拍賣。

“法院是有責任鑒定拍品真偽的，因為司法拍賣是一種司法行為。但現在的問題是，法院有沒有能力做鑒定。”譚秋桂說，鑒定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特別是涉及奢侈品、名酒等的鑒定，法院自己可能都確定不了真假。

據多家媒體報道，2019年12月，南京某法院的司法變賣中，買受人以11.2萬元的價格買下了一款包，后經多家機構鑒定，這是一只仿冒的愛馬仕鉑金包。但在該法院的拍賣公告中，這只包的市場評估價格為20萬元，11.2萬元為變賣價，包的品牌未被提及。

譚秋桂認為，從拍賣公告的內容看，法院把它當成了真愛馬仕。“這就屬于法院公開的信息有誤，沒有真實反映包的品質。所以法院應當為此負責。”對此，當事法院回應稱，將主動聯系買受人，結合其異議申請及相關證據，按規定予以審查處理。

但西南政法大學比較民事訴訟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谷佳杰認為，一般情況下，法院只要在拍賣公告中盡到了正常、合理、規范、充分的義務，就不必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比如法院可能會說，我們下面拍賣的是一箱標注了茅臺字樣的白酒，但不會說我拍賣的就是真正的茅臺酒。”

不過在直播拍賣時代，法院、法官從幕后走到臺前，競拍者更會對公權力產生天然的信任。這種情況下，一旦拍品后續出現瑕疵，那么受損的就是法官、甚至法院的形象和信譽。“不良影響可能會被放大。”谷佳杰說。

此外，中國各地、各級法院內案多人少的矛盾并不鮮見。在譚秋桂看來，許多執行庭的法官都在外面查封、扣押財產，當事人想和他們見上一面都難，“所以法官哪有時間直播拍賣？”

但谷佳杰認為，對于司法拍賣來說，任何有助于增加曝光度、提高溢價率的方法，都是正確的發展方向。如果直播能夠成為吸引大眾關注的契機，這對執行工作本身就是有益的。

雖然去年年底以來，各家法院的直播拍賣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是否要將其常態化、常規化，似乎誰都沒有答案。多家法院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年底法院工作繁忙，暫時沒考慮下次直播。

在金首看來，直播之初，法院的主要目的是宣傳司法拍賣，現在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如果再次直播，傳播效果說不定會大打折扣。

“那次直播后，有人問我還會不會再次直播？我只能說，合適的時間，如果有合適的拍品，那也是可以做的。”金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