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電商為何成為“全民公敵”？

當一二線用戶疲于應對親戚朋友發來的各種拼單、砍價鏈接，顯然會對社交電商這種模式心生怨氣，正是彼此不同的生存環境造成了這種割裂局面。

10月31日，一張京東內部的“超新星計劃”PPT展示頁流傳在各大媒體群。

虎嗅聯系京東相關負責人了解到：“這是內部團隊基于京東供應鏈、微信勢能、小程序紅利作出的創新計劃，主要以社群為主，目前全國9萬個群已經做到6億GMV。”

繼京東拼購、京喜之后，京東又一布局社交電商的新業務浮出水面。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0月28日微信升級版《微信外部鏈接內容管理規范》已經正式執行，在官方展示的“部分違規鏈接情況公示”中，騰訊新聞、拼多多、京東等產品的外鏈信息都郝然在列。

這個時候京東再押注社交電商，真的還有機會嗎？

社交電商為什么能成為風口？

羅振宇曾在跨年演講中提到：人類的“感覺世界”和“真實世界”常常存在著一條鴻溝，而認知和現實的落差往往容易形成偏見。

這恰恰符合哲學家柏拉圖曾提出的“洞穴理論”。柏拉圖認為，每個人出生時便呆在自己挖的洞穴里，本以為我們所看到的即是真實世界，殊不知，可能只不過是被陽光拋到洞穴墻壁上的影像而已。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2018年中國人口總人數為13.9億，其中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人數只有不到1億，即使算上新一線城市，也是不到3億的人口數量。剩下的10億人，分布在中國的300個城市、2856個縣、41658個鄉鎮和662238個村落中。

可以看出，一線城市負責創造互聯網形態，三四線城鎮才是主流消費市場。

然而，互聯網公司對一二線城市用戶的服務早就過載了，而三四線近10億的用戶需求長期被忽視，他們的生活并未與時俱進享受到移動互聯時代的紅利。

比如今年1月份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研報顯示：

今天為止，依舊有10億左右的國人從沒有坐過飛機，國內至少5億人還未用上馬桶，甚至，中國本科以上學歷只占全國人口的4%。

三四線縣城人們對待生活的方式至今為止都是按部就班、安于現狀，他們閑下來的時候急切需要找點事干，殺掉時間。而智能機的普及和微信的下沉恰恰支撐起了這一需求。

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個人互聯網應用前五名分別是：即時通訊、搜索引擎、網絡新聞、網絡視頻、網絡購物。除了直接提供社交功能的即時通訊以外，越來越的產品也將其功能延伸到社交之內。

咨詢公司QuestMobile最新“下沉時常報告”亦顯示：相比一二線城市，三線及以下地區仍存在億級潛在增量空間，三線以下城市使用移動互聯的規模約為6.18億，增長迅速，紅利巨大。

來源：QuestMobile

隨著微信這款國民級的應用不斷下沉，其互動、分享、傳播完美契合了電商對商品的分享、裂變、傳播訴求，為社交電商傳播提供了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土壤。

僅2018~2019年初，就有有贊、拼多多、寶寶樹、蘑菇街、微盟、云集、什么值得買等7家社交電商相關企業成功IPO。

社交電商之所以爆發出如此巨大的勢能，是因為從根本上解決了傳統電商兩大頑疾：獲客成本高，轉化率低。

與傳統電商獲客方式不同，社交電商平臺主要通過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帶動社交吸流量，平臺處于被動，消費者主動；

用戶通過社交帶動的復購很多源于群體需求類似，比如寶媽群體、設計師群體，兩者在模式上從之前的用戶找商品變成了商品找用戶，轉化率問題自然也迎刃而解。

社交電商的危與機

首先，無論是拼多多、有贊還是云集、貝店、什么值得買，它們敢于跳出一二線城市的紅海廝殺，真正致力去解決下沉市場用戶的剛需，搭建深入底層毛細血管網絡的服務，無疑顯示出敏銳的商業嗅覺。

其次，下沉市場用戶對價格極其敏感、品牌認知度低，而這幾家企業的產品調性接地氣且低價；一旦在產品設計和推廣過程中融入利益誘導，用戶就心甘情愿為幾塊錢的紅包去簽到和分享，因為這類分享信息對他們而言并不是一種干擾，反而是一種維系感情的方式。

可以說拼多多們在一定程度上把底層民眾物質、精神的社會形態白描了出來。

但對于在一二線生活的人而言，他們注意力有限，激烈的競爭和連軸轉的快節奏，時間對于他們而言越來越重要，他們更愿意犧牲一點利益換取更為優質的服務。

當一二線用戶疲于應對親戚朋友發來的各種拼單、砍價鏈接，顯然會對社交電商這種模式心生怨氣，正是彼此不同的生存環境造成了這種割裂局面。

當然，這種生存環境帶來的認知割裂也在慢慢發生變化。

來源：騰訊數據

5月7日，極光大數據發布的《2019年Q1移動互聯網行業數據研究報告》顯示：

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新電商平臺拼多多的新增用戶中有44.2%來自二線及以上城市，呈持續上升趨勢。

這說明，一二線用戶也在逐漸被社交電商滲透和馴化。

當然，一種新商業模式的崛起必然伴隨著一系列的問題。

首先，社交電商平臺“拉人頭分銷”、消費返利等營銷模式，很容易讓人將單純的商品經營轉向人的關系經營。

各大平臺單純倚仗操盤手發展“人頭資源” ，一旦有新平臺出現他們就會涌向利益更高的一方，畢竟先入局的先享受紅利期，只有不斷更換新的平臺，才能保持流量紅利。

其次，政策的合法性始終是套在所有社交電商模式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周其仁和吳曉波在不同場合分別表達了“所有的模式創新都是從違法開始的”的觀點，對于新模式來說所有的政策都是滯后的，滯后的政策對行業的影響是巨大的。

比如滴滴直到2016年7月才被合法承認，但外地司機不得接單也讓滴滴平臺的司機數量直降8成以上，模式一度被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美團支付業務在2016年2月被爆無證經營后不得不以13億元收購了錢袋寶以獲得支付牌照。

不過，正如日本作家三浦展在《第四消費時代》寫的那樣：“消費的終極意義在于如何度過更加充實的人生。相比較一個過于個人化、孤例化的社會，我們更需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能夠自然產生聯系的社會。”

（來源：虎嗅網 黃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