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虛？虛偽？軟銀愿景基金套路依舊

大約每六周時間，身為硅谷最大投資來源的軟銀愿景基金，就會召開一次長達數小時的視頻會議，讓分散在三大洲的75名員工匯報初創企業的進度。日本億萬富翁、軟銀創始人孫正義通常會從東京接入電話。據三位與會者表示，孫正義可以在通話中表現出迷人和充實的互補感，有時可能會很憤怒，不斷譏諷匯報者，并要求其提供詳盡無誤的指標集。

三位參與者表示，在2018年的一次電話會議中，愿景基金管理合伙人松井健太郎展示了一張圖表，顯示中國航運初創公司滿幫集團取得了穩步但緩慢的進展。孫正義隨后陷入憤怒狀態，批評松井太保守了，并要求他加快收入和估值增長的預測。“你太像個銀行家了！”他嘲笑著這位前銀行家，而通話中的其他人則因此感到恐懼。似乎孫正義要求松井應該找到一種方法來增強這家初創公司的發展軌跡，即使可能會帶來危險。孫正義說：“如果你不改變，我會改變你的職位！”

這就是孫正義所追求的：無論他選擇哪種方法，重點總是要么變大要么倒閉。自從三年前登陸硅谷以來，這種態度一直是他的愿景基金與眾不同的特征。一旦它確定了一家要投資的初創公司，就會推動其創始人積極擴張，并從不斷膨脹的估值中獲利。至少到今年年初，這種方法似乎都是行之有效的。

愿景基金與眾不同的另一個特點是其最大的資金來源：沙特阿拉伯。盡管面臨著來自國際社會的批評和審查，但孫正義還是從沙特阿拉伯募資了450億美元。穆罕默德·本·薩勒曼王儲于2016年選擇支持了愿景基金，不久之后，他就在利雅得拘留了數百名該國的主要商人和政府官員。次年，本·薩勒曼又陷入了卡舒吉謀殺案的輿論指控。

然而，孫正義卻無視了這些爭議。在公開露面場合中，他始終堅持自己慣常的做法，做出頗為宏大的預測。他也是奇點的大力擁護者，認為這會是人工智能超越人類智能的重要事件。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講中宣稱：“人類創造的每個行業都將得到重新定義。”雖然硅谷很少有人會認真對待孫正義的未來主義，但是似乎每個人都對獲得軟銀的投資感到高興。

只下大注

2017年，愿景基金對19家公司進行了超過212億美元的投資，其中包括向WeWork的母公司We Co.投資44億美元。外界總是對孫正義的慷慨投資持懷疑態度。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創業計劃的聯合創始人Steven Kaplan表示：“我們唯一一次看到這種規模的資金進入科技行業是在1999年和2000年，大家都知道當時的結果有多么糟糕。”

孫正義及其全男班管理合伙人所遵循的戰略似乎與任何特定技術無關，而在于對最熱門的初創企業押下大賭注：WeWork（107億美元）、Uber（77億美元）、按需比薩制造商Zume（3.75億美元）和遛狗應用Wag（3億美元）。他們也投資了一些硬核的人工智能公司。這些投資組合公司的迅猛發展，卻造就了備受矚目的失望和像WeWork這樣的重大災難。然而，掉入錢眼的軟銀投資者卻在不斷說服自己，WeWork的慘重經營虧損以及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伊曼的失常行為都是無關緊要的，直到潛在的公開市場投資者敲醒了他們。

顯然，愿景基金的問題不會因為一些失敗的賭注而停止。無論是來自該基金還是軟銀，現任和前任雇員都描述了同樣怪異的環境，涉及了孫正義的狂熱、內部政治競爭、騷擾、合規問題以及異常高的風險承受閾值。

成長于日本的一個中產階級韓裔家庭，孫正義在上世紀90年代通過投資技術發了大財。他曾短暫地超過比爾·蓋茨成為世界首富，又在互聯網泡沫破裂時幾乎失去了一切，但又很快贏回了一切。2000年，他向中國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投資了2000萬美元，如今，他的股份價值超過1300億美元。如此成功的職業軌跡讓他在2016年宣布設立規模達1000億美元的愿景基金。

孫正義總是說，愿景基金反映了他的信念，即初創企業可以像候鳥一樣形成自己的集群。包括Mapbox（數字地圖）和Fungible（數據服務）在內的幾家投資組合公司都描述了與另一家ARM（芯片制造）公司的合作關系，而如果沒有軟銀的介紹，這樣的合作關系將會花費更長的時間才能達成。DoorDash正在測試通用Cruise的自動駕駛汽車技術，來實現外賣送餐；Fanatics（運動服裝）正在與韓國的Coupang（電子商務）合作，以將業務擴展到韓國市場；Katerra（模塊化建筑）最近達成協議，將為印度的Paytm（支付）建造總部。

但是，愿景基金背后的真正戰略似乎還涉及孫正義的另一項原則：巨額資金意味著巨大的戰略優勢。也就是說，用數億美元來“裝扮”企業家，并敦促他們以極快的速度花錢，通過嚇跑競爭對手，使愿景基金成為龐然大物。去年他曾表示：“沒有人想和一個瘋子打架。”

許多由軟銀支持的創始人都有關于孫正義的雷同故事。這些故事通常始于孫正義的“召見”，然后企業家坐在孫正義旁邊，回答幾個問題，又聽到吹捧自己想法的夸張之辭，并在對話結束時被“任命”為“下一個馬云”。

“你會感到自己很有能力，心情非常舒暢，”一位來自亞洲的首席執行官說道。“在此之前，你可能已經被拒絕了一百次，而他卻說相信你。每個企業家都夢想得到這種支持。”

一位硅谷首席執行官回憶起自己與孫正義的早期視頻會面。這位首席執行官不知道的是，由于音畫不同步，自己演講時所展示的幻燈片，軟銀高層并不能實時看到。一位知情人士說：“這些高管都超級有禮貌，不斷地點頭。”不過，該基金最終還是投資了這家后期階段創企。

愿景基金投資組合公司有時似乎遭受愿景過多的困擾。作為相機創企Light Labs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Dave Grannan在與孫正義正式見面之前，他都沒有考慮過將其成像技術發展為一種全新的自動駕駛汽車導航方式。“這個想法直接來自于孫正義，”他在去年的一次采訪中表示。這一概念幫助Light在2018年7月獲得了1.21億美元的融資，其中軟銀是領投方。按照軟銀的投資慣例，相關資金將分批投入，隨后的資金將取決于是否實現銷售和增長目標。正如孫正義所建議的那樣，Light轉向了自動駕駛汽車市場。7月份，Light淘汰了其原本的智能手機相機技術以幫助減少損失，并因此裁掉了一半左右的員工。

愿景基金向Zume Pizza投資了3.75億美元，該公司的任務是使用機器人來實現比薩的自動化的生產。為此，首席執行官Alex Garden擴大了他的使命，包括重新考慮整個美國的食品生產線。員工們對此感到不安。“我們會是下一個Theranos嗎？”這個問題在夏天的全體會議上被匿名提出。之后，Zume在會議上禁止了匿名提問。三個月后，Zume仍未徹底變革食品生產，也沒有實現盈利。

愿景基金的近500名員工在世界各地的傳統辦公大樓中工作，但其大部分高管都是在倫敦的聯排別墅里工作。接近該公司的幾名人士說，孫正義已經兩年沒有去過總部了。

為了領導該基金的獨角獸狩獵活動，孫正義帶來了資深華爾街人士Rajeev Misra，他曾經運行過在電影《大空頭》中出現的德意志銀行次貸團隊。在辦公室里，Misra總是穿著深色的運動外套，要么赤腳，要么穿著毛茸茸的古馳拖鞋，而且他經常在商務會議上抽煙。他的投資團隊中有來自德意志銀行和高盛集團的資深銀行家。在押注其初創公司賭注的同時，軟銀集團還對上市公司進行了復雜的投資，包括在2018年初收購了Charter Communications約37億美元的股份，并在股價上漲超過三分之一后將其出售。對美國芯片設計商英偉達令人費解的巨額押注給其帶來了28億美元的收益。

行為爭議

在所有巧妙的交易過程中，該基金的工作場所文化充斥著老式的華爾街男子氣概。2017年初，出生于贊比亞的首席財務官Navneet Govil讓一名摩門教員工“回到猶他州迎娶更多的妻子”，這名員工隨后離開了公司。Govil通過發言人否認曾經發表過這樣的聲明。大約在那個時候，Govil還在一群人面前，罵哭了一位年輕的女性會計師，她后來也選擇了辭職。兩名知情人士透露，幾個月后，Govil在與幾個同事的工作午餐中聲稱：“中國人聽起來很愚蠢。”Govil通過發言人否認自己發表過此類聲明；軟銀也表示，這些事件沒有存在過。

在硅谷，關于軟銀的特殊性和不合理投資記錄的許多傳言都是與管理合伙人Jeff Housenbold有關的，他收集了包括藍色法拉利在內的汽車，并聲稱擁有2萬瓶酒的酒窖。熟人將他描述為聰明又自大，幾乎完全缺乏自我意識。他們說他相信自己是紐約市直率性格的縮影，然而，這在被動進取的加利福尼亞州不一定奏效。

他還存在過一些可疑的行為。兩名與會人士表示，在2017年討論是否投資固定式自行車初創公司Peloton Interactive時，Housenbold認為其健身器材會讓男性在鍛煉時手淫。軟銀表示，Housenbold從未發表過這樣的評論，并且愿景基金最終沒有對Peloton進行投資。Housenbold還因在今年4月通過出售Guardant Health的個人股份而引發內部合規性審查。軟銀是癌癥檢測公司Guardant Health最大的股東。盡管清除了他的任何不當行為，并重新配置了合規流程，涉及受限制公司的交易升級到需要人工審核，但一些愿景基金高管對Housenbold沒有受到任何沖擊感到震驚。

Housenbold的投資包括多家有前途的投資組合公司，包括倉儲公司Clutter和哥倫比亞快遞公司Rappi，但他至少有兩個備受矚目的賭注一直在掙扎中。由于寵物主人不愿意堅持使用遛狗應用而陷入困境的Wag，裁掉了首席執行官Hilary Schneider，并于本月初回購了軟銀的股份。Housenbold還敦促在線零售商Brandless的聯合創始人Tina Sharkey建立倉庫和分銷網絡，然后當銷售令人失望時迫使她辭職并扣留第二批投資資金。在該公司改用新的業務模式后，董事會決定不再需要這筆資金。

在十月份的一次投資組合會議上，Housenbold辯稱自己一直在努力支持女性首席執行官，以此為自己的表現辯護。然后他似乎又責怪#MeToo運動限制了他的機動能力。軟銀發言人否認他曾發表了這樣的評論。

SoftBank Investment Advisers的總顧問Brian Wheeler說：“所涉雇員斷然否認曾發生過這些所謂的事件，并且軟銀對任何形式的騷擾或歧視零容忍，這在我們組織中根本沒有地位。”

Misra則將Housenbold稱為“寶貴的隊友，也是麾下表現最好的人之一”。更廣泛地說，他承認該公司下了很多賭注，并遭受了越來越大的痛苦。但他指出，在兩年半的時間里，愿景基金已投資763億美元，并雇用了數百名投資專業人士和支持人員。他說：“我們為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我們犯錯了嗎？是的，但我們會吸取教訓繼續前進。”

實際上，如果該公司真的能夠從錯誤中吸取教訓，那么它應該對WeWork慘敗有所警覺。這樣的慘敗并不能歸因于軟銀的內部混亂或文化問題，而是孫正義的所作所為。

就像阿里巴巴的馬云和雅虎的楊致遠一樣，他再一次被諾伊曼迷住了。他無視自己的顧問（后者認為辦公共享競爭對手提供的投資條件要好得多），而是遵循他一貫的模式，砸給WeWork非常多的資金，要求其瘋狂增長，并推高估值。孫正義的第一筆投資是在2017年，當時的估值達到200億美元。然后，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輪融資中，他將WeWork的估值翻了一番，推高至470億美元。

到了秋天，當華爾街全面拒絕WeWork的IPO計劃時，軟銀集團和愿景基金仍擁有該公司29%的股份。軟銀被迫通過現金、股權和債務再融資等救急方法購買其多數股權，并將自己的一名高管、前Sprint首席執行官Marcelo Claure任命為執行董事長。一位與孫正義關系密切的人士說：“孫正義選擇了錯誤的公司。他沒有聽從那些選擇退后的人，即使他知道自己犯錯了。”

謙虛還是虛偽？

孫正義對這場災難的態度一直很謙虛。“我的判斷有問題，這是我必須反思的事情，”他在最近于東京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一位在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市的愿景基金聚會上出席會議的投資者表示，孫正義小心地強調諸如“企業治理”和“現金流路線圖”之類的短語，而幻燈片中的圖表則對WeWork的路線圖進行了模糊處理。這位投資者說：“孫正義以前不是這樣的。”

對于關注軟銀的投資者和分析師而言，現在的問題是，受到WeWork沖擊的愿景基金，以及其他錯誤和運營結構，是否使其變得脆弱。例如，自5月份IPO以來，Uber的市值下跌了三分之一，這使觀察家擔心軟銀在中國滴滴、東南亞Grab和印度Ola Cabs等網約車平臺中所持的大量股份。愿景基金中約有400億美元由優先股組成，這些優先股每年向外部投資者支付其承諾資本的7%擔保利息，如果該基金的賭注未能成功，軟銀將無所適從。軟銀自己的280億美元承諾則完全是股權，這使其既有更多的潛在上升空間，也有更多的潛在下降空間。一位前高管在對公司的立場越來越警惕后選擇離開，他說：“該基金的設計初衷是在一切順利的情況下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如果事情往糟糕的方向發展，那就太可怕了。”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來自印度的創企Oyo。該公司由年僅19歲的Ritesh Agarwal于6年前創立，旨在為該國的私人住宿產業帶來秩序。Oyo為當地的小型旅館經營者提供標準化的家具和床上用品，保證房間的預訂工作，并收取25%的銷售提成。愿景基金在2017年投資了2.5億美元，在2018年又投資了10億美元，使Oyo的估值達到了50億美元。孫正義一如既往地、堅定地推動Agarwal選擇擴張，進軍中國和美國市場。Oyo甚至直接購買了幾處房產，包括拉斯維加斯的Hooters賭場酒店。

軟銀對Oyo的投資也顯示出令投資者擔憂的會計慣例。當該基金購買一家初創公司的股份，然后以更高的估值再次投資時，它通常會從其原始持股中獲利。這是合法的，即使沒有實際現金流入其庫房。例如，愿景基金在2019年第二季度的大部分利潤是賬面收益，這也是Oyo、DoorDash和通信應用制造商Slack估值飆升的結果。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金融學教授Aswath Damodaran說：“它可能通過了會計標準測試，但無法迷惑人們的常識。”

10月，Agarwal和愿景基金向Oyo追加了15億美元的投資，在一年內將公司的估值翻了一番，達到100億美元。據知情人士透露，現年26歲的Agarwal通過向包括日本瑞穗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借款來為自己的購買提供資金，孫正義親自為這筆貸款提供擔保。據悉，貸款和擔保行為都沒有透露給軟銀股東。另外兩家軟銀投資組合公司Grab和滴滴也投資了Oyo。換句話說，軟銀投資組合公司和創始人正在投資其他軟銀公司，有時還需要軟銀擔保的貸款。首席財務官Govil指出，軟銀并未從WeWork的估值中獲得與其470億美元估值相稱的利潤，并且同樣沒有在Oyo上獲利。洛杉磯私募基金Patriarch Organization的首席執行官Eric Schiffer將這些財務策略稱為“獨角獸色情片”。

軟銀高管表示，他們有一套嚴格的估值程序，這些估值是由包括紅杉資本和豐田汽車在內的其他資深獨立投資者共同確定的，并由德勤等審計機構進行了審查。Govil說：“我們的估值得到了120多位與我們并肩投資的資深投資者的驗證。更廣泛地說，我們的投資已幫助創造了數千個就業機會，并刺激了全球增長。”

Misra似乎已經準備好讓愿景基金繼續前進。在軟銀位于加利福尼亞州圣卡洛斯的辦公室里，他談到愿景基金已經返還給投資者的99億美元，以及其賬簿上數十億美元的公開股票。他指出，愿景基金在兩年內進行了八次IPO，對其投資組合公司進行了兩次收購，并表示其累計投資收益為114億美元。而且，沙特、蘋果、富士康和軟銀本身等資金雄厚的投資者似乎并不需要很快償還他們的資金。Misra表示：“對于成立僅2.5年的基金來說，一切都是好消息。”

他預測，來年將有更好的投資機會，而人工智能將迎來顛覆性的廣大機遇。這就是他的團隊組建愿景基金2號的原因。他們希望沙特人以及阿布扎比的Mubadala Investment能夠再次加入。軟銀不會確切地表示愿景基金2號的規模大小，但是他們暗示很可能與原始愿景基金一樣大。